单世联：文章政治学

　　中国革命有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环境异常险恶，非有献身主义的顽强意志和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革命者不可能百折不挠、前仆后继；
革命才能星火燎原、波澜壮阔。“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识形态具有超越客观环境和肉体生命的崇高价值，革命者有理由视意识形态为党的生命。不过另一方面，过度重视意识形态也可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偏离，走向唯心主义和意志主义，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对纸上的文字性的东西怀有特殊的敏感和警觉，造成“文字狱”。

　　１、不问经验问文章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后期，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奉命到会，与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三峡的不同意见。当时的气氛本来对李不利。还在1953年，毛就视察过长江，听取过林一山的详细汇报，无论是对林本人还是对三峡工程，都有了一些印象。1955年前后，三峡工程已成为水利部的热门话题。1956年毛乘兴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去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华美诗句。而更重要的是，南宁会议，毛大批“反冒进”，周恩来当面挨批，柯庆施攻击陈云，“乘风破浪”的豪兴由这次会议向全国漫延。

　　但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在当时那样浓烈的批“反冒进”、大跃进的形势之下，李锐的意见竟获赞同，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由此时正不断检讨的周恩来负责。1958年2月下旬，周带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到三峡查勘，同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了由周提交的关于三峡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认为“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否定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立即上马的设想。这是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三十几个“促进”文件中唯一个“促退”的文件，几十后来看，也只有这个文件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毛泽东身边的胡乔木、田家英等人都倾向于李锐的观点，而毛本人，正如李当时的感觉，只要言之成理，那时也还听得进一点反面意见，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等等，但李的文章写得好，是重要的一条。

　　1月18日上午到达南宁，晚饭后李、林即向一个由毛主持的会议汇报，林讲了两个多小时，李只用不到半小时（优势已经向李倾斜，因为毛不喜欢长篇报告，他自己的长篇大论除外）。会后，他要李、林各写一文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林的长文已经交出、李的文章差不多完成时，胡乔木来了：“他看了一下我的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我又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1）

　　李的文章有几个为毛所喜爱的特点：第一，篇幅短。林文约两万字，李文只有八千字。第二，有时代气息。李的题目是“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１５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的题目则古板得很：“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吸收了胡乔木的建议，李在文章开头又加了一段：“主席：遵照您的指示，将如何更多更快的发展水电，使我国电力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以及三峡代程何时修建问题，汇报如下。”赶英超美此时正萦绕在毛的心头脑际，但李并不全是迎合毛的意思，他强调的“水电”，却是当时水利部并不重视、而李本人一再大声疾呼的。第三，李的文章中有古诗和历史故事，林的文章则较多数字和专业“行话”。

　　于是，第三天晚上开会时：“仍是毛泽东先讲，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大加表扬；
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 毛泽东最后还指着我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毛泽东最后不客气地对林一山说：第一段不大懂。你师范大学毕业，文理不通。还说：谁要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2）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指定李做他的兼职秘书。李似乎是占了会做文章的“好处”，但麻烦也来了，在不久后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就请李为他写一篇有关教育与文化方面大跃进的文章，由于这与李的思想有矛盾，文章没有做好，自然也就得罪了正红得发紫的“柯老”。

　　毛自己文章做得好，也喜欢会做文章的人（还有一种忠心耿耿的“大老粗”），三峡论争取得这样的结果，要部分归功于毛对好文章的兴趣，至少李的文章作法有利于自己的论证。但是，像三峡这样的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文章写得好与丑不应当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很容易反过来，不是李而是林的文章写得好，那么三峡是不是就得上呢？所以李后来就此写过一句诗：“但说文章好，未说经济长”。治国大业，重要的不是文章，而是“经济”。

　　《史记·贾生传》：“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汉文帝一代明君，贾谊旷代之才，访贤的话题不是人间疾苦、军国大业，而是鬼神。诗人李商隐感而赋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夕，不问苍生问鬼神。”

　　但毛不是汉文帝，文章之于他，有时本身就是政治行为。1956年11月，在八大二中全会上，毛做了一次中学语文的老师：“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3）

　　毛之所以要讲语法，不是教人写文章，而是因为急于跃进的毛不能容忍与此相反的“稳”字。一字之别，是两种路线之争。1953年11月，他就针对邓子恢说：“‘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4）

　　2、因信获罪

　　至少在理论上，真正的革命者没有独立于组织之外的个人利益和思想。表现形态之一是日记、书信之类也是一种政治材料，毛泽东1929年给林彪的信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著名，成为革命成功的预言；
1966年给江青的信则是林彪后来折戟沉沙的伏笔。另一方面，从“胡风反党集团”到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主要罪证，都是因为他们写的信。

　　彭德怀当然是个悲剧人物，但也许不会对毛把他的一封信当作罪证而不理解，因为此前一年，萧克也因一封写给他的信而陷于厄运。

　　从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之后，军队开始告别游击传统、向苏联学习，走向正规化。1955年，军委成立与总参谋部平行的训练总监部，1957年萧克上将任训总部长。但顽强的经验主义总是对游击队传统情有独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创和伟大也必然要与学习苏联发生冲突。1953年12月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已经提出要防止学习中出现的偏差；
1956年，训总副部长张宗逊上将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认为学院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了进来。当时还有“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说法。次年2月，彭德怀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也指出军事学院存在着教条主义：“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5）1958年2月，在彭德怀起草的一篇讲话稿中，有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曾经引起一些认识上的偏差的说法。萧克看后给彭写信，为正规化与现代化辩护。这封信就成了他向彭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由此导致全军范围内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上升为“路线斗争”。斗争以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训总被撤销、萧克等人被撤职而告结束。

　　萧给彭的信距离彭给毛的信不到一年。因信惹祸外，斗争的方式也大同小异。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曾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6）这一章在《百年潮》1997年第2期单独发表时还有“而且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的痛切之语。一年后，也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因吴法宪诬谄彭杀害红一军团的人起而为彭辩护，当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铐上手铐。

　　两次会议唯一的不同是彭德怀代替了萧克，林彪代替了彭德怀。萧克当然感慨系之：“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年军委扩大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对象，……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像我好意给彭总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
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7）斗争的逻辑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整人的机器一经发动就不会停下来，林彪也就必然地与萧克、彭德怀有同样的下场。

　　彭德怀在被罢官以后，体会到因“信”获罪的荒唐，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萧道歉：“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8）彭也许不知道，早在1945年的“华北座谈会”上，萧克就是同情他的：“我在会上发言，也批评了彭的错误，但没有上纲。…… 散会后，一出会场，有三位同志（其中有两位是江西时期的同事）对我说：今天算是知道你的思想情况了！意思是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落伍了。说心里话，我是不愿意跟这种形势的。”（9）

　　彭德怀觉悟到不能因一封信就让同志“受苦”，所以1962年又上“八万言书”。他没有忘记教训，特意声明：“这次，也许有人对我怀疑，为什么正在我国面临暂时困难的时刻，再次给党的领导同志去信，是否意味着‘攻击党的领导同志’和‘反党阴谋’呢？对这个问题，我着重声明：我没有以上那种目的。”（10）但庐山战术也继续发挥威力。“八万言书”寄出后３个月，主要针对彭德怀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和彭德怀专案组成立，彭再次因信获罪。

　　信之外，还有战史。庐山会议上，贺龙元帅批彭激烈，是两个参加政治局常会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另一个是彭真）。1962年，贺龙到湖南，省委负责人向他报告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主持搞“平江革命斗争史”的情况。6月22日，中央批转贺龙《关于吴自立反党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最近两年来，彭、周、吴自立又相继进行反党活动，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8月30日，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吴自立反党活动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吴自立反党活动问题的决定，撤销吴自立的职务，责成周小舟交代其反党活动；
平江县委检讨并接受教训，彭德怀在湘谭、平江的影响及其放过毒的地方，应当教育、消毒。在９月底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审查彭德怀和黄克诚。

　　彭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平江革命斗争史”自然少不了这一章。彭既被打倒，这一段历史也就不能再提。当贺龙报告这一翻案活动时，他不会想到，仅仅４年之后，同样有人诬陷他借“红二方面军军史编写委员会”进行反革命政变的联络。

　　战史之外，还有文艺作品。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责电影《燎原》为刘少奇树碑立传（这部摄制于1963年的影片实际上把属于李立三的功劳安置在刘少奇的身上）；
3个月后的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由吴自立编剧的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
再3个月后的12月11日，《湖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洪湖赤卫队》是为贺龙树碑立传，并揭发说：王任重亲自组织为这个剧所狂热吹捧的ＸＸ（即贺龙）专场演出，大阴谋家、大野心家ＸＸ 观看之后，兴高采烈，再三叮嘱一定要拍一个彩色故事片。

　　3、是有文章关天下

　　由一本书、一出戏、一场论争引发政治运动并大规模影响公众生活这类事，在当代中国具有模式化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仍然是从学术讨论经思想理论到政治路线的路径。20多年后来看，我们似乎要感谢这种模式，如果不是这样，以毛泽东之威望，以华国锋之高位，以多数国人之思维惯性，中国又怎么能走出现代迷信的噩梦？

　　如果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1977年第9期（1977年8月25日）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算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实践》一文的酝酿、发表差不多有10个月时间。从写作到修改，从内部刊登到公开面世再到大量转载，整个过程都由当时的政治精英和政策知识分子的强力组织，全部论争都贯穿着错综复杂，却又始终对垒分明的政治力量的较量。1978年7月，周扬即在一次报告中挑明：“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11）1978年11月27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明：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更引人注目的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凡是派们，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文章的砍旗本质，另一方面在制止不住时又试图把它作为“学术问题”，当时“有一位相当负责的人士强调说，‘真理标准’标准是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以至于在周扬作报告的那次会议上，“有人专门出了一些‘纯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以求把这场讨论纳入学术轨道。”（12）演变的逻辑是：挑战者先讲学术，后讲政治；
反对者先以政治理由压服，后以学术争论范围。

　　学术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是中国政治的深幽奥秘之一。在山雨欲来的1965年，毛泽东就是从江青的“京剧革命”和姚文元的文艺批评入手，慢慢揭开盖子，向政治扩展。毛泽东后来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锸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很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准备就绪后，毛就强调批《海瑞罢官》是文化革命，是路线决战。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锸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北京市委。”但彭真等人面对凌厉的攻势却在《汇报提纲》中煞费苦心地界定这一批判的“学术性质”，陆定一甚至强调：“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13）其实，在当代中国，根本就没有“纯学术”可言，无论是批海瑞还是讲实践，其动因和目的都是政治，但政治的学术化对对阵的双方都不仅仅是点缀。在发动者一方，政治挑战首先的学术面目出现，可以给对方制造麻痹和错觉，为自己争取积聚力量的时机，一旦扯下学术遮掩而让政治破门而出时，胜券已经在握了。在对立在一方，为了遏止此一政治攻势，借助它最初的学术衣装把它纳入学术领域，就是消解其政治功能的便利方法。其间的规律是：讲学术的往往是弱势的一方，讲政治的则为强势的一方。究竟是学术还是政治，取决于力量对比。

　　中国早已从“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中解放出来，尽管乍暖还寒，时有风雨，但中国的政治生活确实已经公开得多、理性得多了，虽然还可以做得更好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于以文章干政治的中国历史而言，是开始终结了一本书、一出戏、一场论争引发政治运动的历史。当时有人形容说：“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中国，就好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就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气勃勃起来”。（14）这话说早了，中国的“青春活力”，要到三中全会后，等到改革全面推进后，才慢慢地“勃勃起来”——但《实践》一文确如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改写下一句是“得失关天下”。

　　但我们必须告别文章政治学。

　　注释：

　　（1）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2）同上，第30、31页。

　　（3）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85页。

　　（4）《邓子恢传》编写组：《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69页。

　　（5）引自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442页。

　　（6）萧克：《萧克回忆录》，第452─453页。

　　（7）同上，第457页。

　　（8）同上，第457页。

　　（9）同上，第320—321页。

　　（10）王 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2页。

　　（11）引自叶永烈《1978：中国命运大转换》，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版，第517页。

　　（12）同上，第518页。

　　（13）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4、366—367、369页。

　　（14）引自凌志军：《交锋》，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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