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中西文明的沟通与融合如何可能？

　　人们会说，中国与西方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是气质迥异的两种文明，我们如何能够接受源于西方的价值呢？

　　按几十年来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是一条轨道，世界各民族都走在同一条路上，奔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只不过西方先走一步，我们落后一些。根据这种历史观，人类最终必然会建立普世文明，甚至实现一体化。

　　而按我的理解，中西两种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走在平行的轨道上，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两者或许永远也不会相交。只是中世纪末开始的西方文化的向外扩张，遮断了中华文明正常的进程，使中华文明被裹挟着进入西方文化的漩涡。设想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到来，让中华文明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展，即使再过一千年、一万年，中国也不会出现民主和法治。就像中医即使再发展一万年，也必然是沿着阴阳、五行、经络、穴位、望闻问切的方向发展，不会出现细胞、病菌、病毒、CT、核磁共振一样。从根本上说，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走在不同的轨道上。

　　更进一步说，中西文明形成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古代历史上没有直接相遇，间接交往也较少，这意味着，每一方中都很少对方的因子。这给中西文明的沟通造成较大困难。[1]尽管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很尖锐，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是近邻，有亲属关系，它们同为叙利亚文明的后裔甚至还可以将亚伯拉罕攀为共同的祖先。所以，它们之间的交流和相互融合的因素远远超过中华文明。

　　那么，中西文明沟通与融合的基础在哪里呢？第一，如前面所说过的，尽管两者相互隔膜和生疏，但两者都属于人类文明；
第二，两者都已经进入了文明，虽然属于不同类型，但毕竟都达到了文明的水平；
第三，中华文明发展程度在古代是比较高的，从发展水平上说，与现代西方文明只差一个阶梯，[2]这使其具有学习现代文明的能力。

　　自从西方文化兵临城下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迷茫、醒悟、愤懑、挫折，尽管一步三回头，跌跌撞撞，但毕竟已经远远地告别了传统社会，走在了建设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回首中西文明交流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中华文明融合西方文明的过程，尽管充满挫折与痛苦，但也充满成功与欢乐。将我们今天的生活与一百多年前祖先们的生活对照一下，就会意识到西方文明融入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多大，由于两者都属于人类文明，根源于共同的人性，所以，两者是可以交流与融合的。

　　在西方，现代文明是纵向出现的，而在中国，它是横切过来的。这就出现一个困难：现代文明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中缺少相应的支撑。人们问，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如何能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呢？

　　考察文明交流的历史就会发现，形成西方文明及其诸要素的原生性条件，并非其在其它文明中出现的必备条件，一种文明的要素完全可能在没有基础的异质文明中扎根。所谓异质文明只是在一定层面上的“异”，在更深的层面或更大的范围内是“同”。更何况，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部各要素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人们往往只看到纵向的历史条件，没有从横向上看到其互为条件。现代文明的每一个要素都成为其它要素的条件。所以，没有历史传统没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于现代文明的其它条件，借助于这些要素间的相互支撑。说到底，只要个人被解放，个人在成熟、在成长，现代文明的一系列成果都会从中结出来。

　　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绝大部分内容。对西方的技术文明、自然科学精神与方法，我们没有保留地接受了；
对西方的市场经济和管理模式我们正在努力学习；
对西方的文学和艺术我们也在摹仿；
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们的生活方式、两性关系和家庭模式也越来越接近西方；
在法律领域，我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法治观念并正在致力于法治建设，我们的私法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传统而趋近于西方。时至今日，我们还拒绝西方文明的什么内容呢？我们拒绝的主要是政治文明的一些内容，在法律文明中我们拒绝的主要是西方公法文明中的部分内容，而它与政治文明是交叉的。但即使在政治文明和公法文明领域，我们也已经从西方学来很多。我们的民主法治观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和通过一个政党来管理国家的制度、现代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都不属于我们的传统，它们都是西方政治理念影响的结果。[3]

　　像民主、宪政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这的确构成我们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一大难题，但却不能构成绝对障碍，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资源可以利用。比如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支撑条件。人们在市场经济下生活，从生活经历中产生的自然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政治诉求等，就会与民主宪政产生共鸣。一个人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行为习惯，使个人成为负责任的独立个体，相互平等相待，其行为比较理性，善于讨价还价和妥协，能够维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也了解和尊重他人的利益，等等，市场教会他这些，而这种行为方式是与政治民主合拍的。市场经济是人们竞争经济资源的一种机制，而民主是权力竞争的市场化。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很容易转变成为政治上的公民。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文明，人越来越平等，眼界越来越开阔，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个性在觉醒，自主意识在增强，个性、尊重、自由、权利在人们的选项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这种变化在政治上的指向就是民主，亦即以民主的方式来分配政治权力，以民主的方式来做出公共决策。[4]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也必然要求限制、规范和监督国家权力，也就是说，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宪政制度，没有政治上的宪政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两者的发展是这样一个公式：“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初步的宪政——成熟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宪政”，这样，市场经济就是建设发展宪政制度的主要驱动力。所以，历史上没有传统并非绝对障碍，借助于其他横向条件，现代的民主宪政照样能建立起来。

　　同样道理，中华文明的某些传统要素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有相应的生存条件，但在现代社会，这些条件不存在了或发生了变化，它就失去了支撑。比如“忠”和“孝”曾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对于前者而言，随着社会由君臣共同体转向平等的公民共同体，它就失去了基础；
对后者而言，它的两个基础性观念即祖先崇拜和养老的考虑日渐淡化，其在当代社会的命运也就注定了。[5]

　　中西方文明可融性的另一个理由在于，我们需要建设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有其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形成内在耦合的有机整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现代文明都必然具备其关键的要素。

　　人们可以从水平方向上区分出一个个文明单元，还可以从纵向维度按其发展水平将其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文明三种形态。单看同一时代的各文明单元，人们会突出它们的个性特征，但换个角度，将其与纵向上另两种文明形态对比，就会发现它们属于同一个类型的文明。文明史家们发现，每一类的文明都有一组基本特征，[6]我将人类经历的三种文明的特征大体归纳如下：

　　农业文明：青铜器和铁器、农业、定居生活、文字、城市、城邦或帝国、等级制度、神权政治。

　　工业文明：蒸汽机、电、工业化、城市化、普及教育、大众传播、民族国家、代议制民主、基本人权。

　　信息时代文明：计算机、航天、信息化社会、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小众传播（互联网）、普遍社会福利、人权的扩大、参与制民主、弱势群体保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文明。虽然它们起源于西方，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但它一旦出现和传播，就具有普世性。就如当初农业文明虽然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但无论其传播到哪里，其关键性的要素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建设现代文明？我们是否有能力建设现代文明？[7]只要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不能拒绝现代文明中的西方因素，不能因为其起源于西方而拒绝它，因为我们无法建立一个不含西方因素的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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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真像一些人相信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远也不会走到一起”，那用来形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更为合适，因为两者距离最为遥远。

　　[2] 就政治文明而言，中国在古代就已经初步具备了西方在政治现代化过程才完成的某些内容，如政治世俗化、中央集权制度、系统的官僚体系和常备军、国家控制的财政税收制度、社会的平民化、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向全民开放等。

　　[3] 中国历史上真正全盘西化时期是毛泽东时代。只不过那个时代从西方学来的是西方文化的支流而非主流，且经过了苏联的二道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后，那个时代残留下来的许多东西都被今天一些人理解为“中国特色”。

　　[4] 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技术的变革（如互联网的普及）等，是与民主化正相关的变量。这方面研究的奠基者是李普塞特。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该书出版于1960年，而后又有大批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并对李普塞特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卡特莱特（P.S.Cutright），桑向（J.Sunshine），卡普罗（Theodore Caplow），辛普森（Dick Simpson），科尔曼（J.S.Coleman），阿尔蒙德（G.A.Almond），奥尔森（M.E.Olsen），达尔（R.A.Dahl），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

　　[5] 关于市场经济瓦解传统伦理、解放个人的作用，参见陈志武著：《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见“陈志武的博客”，http://chenzhiwu.blog.sohu.com/71221957.html

　　[6] 不仅同一水平的文明有共同特征，考古学家确认，史前人类也有共同特征。人类的“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是一个奇迹，它使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人类群体都具有新石器时代的某些共同特征。后来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也是如此。

　　[7] 巴兹从消极的立场上称，全球所有文化都受到了“现代性的诅咒”，引自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265页。

　　本文为拙作《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政治文明？》之一部分，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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