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初识哲学

　　三夏时节，全校都组织到哪里收麦子去了，我和哥哥嘉曜在一间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各占一座大窗读书。我读的是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他读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评主义》。那种书，在我脑子里混称为理论书或哲学书，我只能仰慕，自知读不懂。我那时好文学和科学。科学书，无论怎么艰难，只要一步一步跟下去，最后总能达到清晰的结论。诗赋文章，无论怎样高远幽深，总脱不了个人色彩，含含混混总能体会到一点什么。理论所关心的，却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实际上，要上升为理论，就必须先从个人的喜怒哀乐跳出来，到达一个公共空间，以便放之四海而皆准。诗文里也会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大场面，但即使率领千军万马，表达的还是个人的感受。理论，即马恩列斯的著作，不仅天然带有领袖的恢弘眼界，而且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世界。马克思就说，他不是从感情出发认定无产阶级必胜的，是理论把他带向了这个必然的结论。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我连想也没想，我只是明白自己不具有这种能力。

　　读书间歇，我走到嘉曜那边，拿起他的书翻一翻，果然一个字都读不懂。我像愚鲁未化的初民一样，对自己不懂的事物，怀有敬畏，嘉曜是我的导师，他读理论书，合是导师的标志之一。我的眼界始终囿于个人感受的狭小范围，无法进入公共领域，无缘于理论/政治，和嘉曜在一起，难免有一点自卑。

　　第二年秋收过后，在队部的大房子里，我和嘉曜面对面磋苞米。那时我们已经在内蒙突泉插队一年有零。一面磋苞米，一面说话，嘉曜问我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偶然的。我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具体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是偶然的，例如，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的，但先在俄国发生后在中国发生，这是偶然的。我没正经读过一本哲学书，但不知从哪儿就想出或检起这么个答案。所谓想了一会儿，就是斟酌一番，觉得这个答案满站得住的。但嘉曜马上就让我明白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概括：如果我们对世界形势了解得更细更透，我们就会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既不会先在西欧发生，也不会先在中国发生，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先在俄国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同时还给我描绘了本世纪初的世界形势。我对那段历史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对国际共运史更近乎一无所知，当然无法为自己刚才提出的定义辩护。而且我明白，这个实例的细节并不重要，一件初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了解得更细更透，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必然发生的，这个道理本身足够明显。于是我尝试别的答案：本质是必然的，现象是偶然的，等等。嘉曜对我的每一个新定义反驳如仪。最后，我承认解题失败，让嘉曜公布答案。

　　“我没有答案，所以才问你，和你一起探讨。”

　　“那马克思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呢？”

　　“马恩列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跟你刚才说过的那些差不多。”

　　我目瞪口呆。这么基本的问题，人类一定已经问了几千年了，这几千年里出了不知多少智者，不可能还没发现答案；
即使前人因为基本立场的错误而找不到答案，马恩列（我已经断断续续从嘉曜那儿听说斯大林和毛主席在理论上其实外行）也一定提供了答案。在我认识的人里，嘉曜之为理论家当然无人望其项背，但总不至于能和马克思争论吧。而且，我胡想乱猜，怎么会猜到这些理论伟人的答案上呢？

　　收工回到青年点，我立刻请嘉曜找出马恩列的相关论述。这些理论话读起来没什么把握，但大意当真和我的胡乱议论相仿。拿出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用教科书方式写的，引起误解的余地较小，但书中对必然性偶然性的定义十分粗陋，这样的定义一下子就会被嘉曜驳倒。我跳开那一节，前前后后又读了几节，大出所料，其中的议论，多半一读都是些虚张声势的教条，经不起哪怕最轻微的推敲。难道这就是成千上万理论工作者的教科书？也保不齐，中国那些所谓理论家，都是些教条主义的宣传家，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还是拿原装的来。于是翻开阿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没想到，这书和艾思奇一样空洞浅陋，只是口气更加武断、文风更加恶劣。“某一规律所表现的相互联系的特点就是这种相互联系所固有的必然性。……例如，四季的交替是必然地发生的，……秋去冬来，这是必然的。但在什么时候，究竟在哪一天下第一场雪，这是偶然的。”马列院士们的水平竟不过如此！

　　这些专家权威的愚蠢刺激起青年人的虚荣和自负，我开始有胆量来阅读理论著作了，一面挑拣教科书里自相矛盾的论断荒诞不经的推理，以为乐事，一面尝试自己来澄清各种哲学概念。不知不觉间对概念式的思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触哲学之前，我像其他少年一样，也感悟，也思考，思考人生、艺术、政治、生与死。哲学添加了什么呢？我更愿说，带来了思考形式的某种变化，就是对思考所藉的概念本身的注意。思考以多少有点不同的方式展开、表述。学哲学后思考得更深吗？我得考虑考虑――我们怎样判断思考的深浅？也许正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导向了哲学思考。这种新形式有必要吗？在大尺度上，我看不出哪些东西是必要的，有意思的是：它出现了。任何思考都免不了会时而对概念本身作反省，但思考者不一定掌握这一层思考的特殊之处。一群孩子玩球，玩得很起劲，后来发明出一些规则，变成了篮球运动、足球运动。我们通常会拿这场球赛和另一场球赛比较，很少会谈到一场篮球赛同一群孩子玩球之间的同异。

　　我们兄弟三人在一处插队。老大嘉明好科学，亦粗通文学，同时是个很能干的人。像很多高智商的实干人物一样，他是个坚定的反智主义者。他从炕上检起《哲学笔记》，读了半个钟头，断定书里都是些毫无意义的词句，贤弟嘉曜者流，每日口诵不知所云的符咒，自欺欺人。争端顿起。嘉明想出一个测试的办法：他念一段列宁所引黑格尔的语录，由嘉曜从列宁的立场来作评注，既然黑格尔的话毫无意义，列宁蒙着作注，嘉曜也蒙着作评，两份评注不可能每次都一致。测试开始，嘉明嘉曜各有支持者观战。我为嘉曜捏了把汗。天下有两种人，一种人碰到自己不懂的东西，第一感是归咎自己学浅无知，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那东西无意义。我属于前一种。我相信真正的哲学不是胡言乱语，但另一方面，很多段落的确玄妙莫测，难辨其真义，嘉曜虽比我强得多，但恐怕也难处处读得清楚。

　　测试一段一段进行。嘉曜果然不凡，他的评注竟无一不中。这些古怪的字句居然有可辨认的意义，居然有对错之分，嘉明仍然深表怀疑，他估计是嘉曜把这本书读得很熟，所以能够记起列宁是怎么评注的。

　　在嘉曜四周聚集起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我们在地头“歇气儿”的时候捧读大部头的著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那是个黑暗的年代，不过，只要别严酷到奥斯维辛那么严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总会发明许多快乐，包括思辨的快乐。不过，回过头来看，嘉明的怀疑还是很有道理，所谓哲学争论，大多淹没在隆隆的概念空转之中。

　　哲学的确有点怪。哲学用日常语言探讨日常困惑背后的困惑。和物理学不同，我们看不懂量子力学，但并不责怪它写得不好懂，我们承认那些概念和表述需要特殊的训练才能懂。另一方面，日常交谈一般不难懂，谈话在直接可感的语境里进行。哲学两头不沾，既不是由严格数理推论组成的，也不像日常交谈那样由语境提供意义，明明看着都是眼熟的字，却在述说非潜心思索才能通解的道理。看着这些字觉得眼熟，所以读者觉得无需特殊训练，所以读不懂时难免怀疑是作者瞎扯。这还是轻松无害的一面――无非是很多人不入此道罢了。比较糟糕的是另一个方面，既然哲学探索允许甚至要求日常概念展示出它平常不为人熟悉的维度，既然哲学推论不是严格的数理推论，于是哲学似乎预留了过分广阔的空间，容得很多貌似哲学的论述，其中的语词可以随便意指任何东西，其中的推论天马行空，作者自己读起来，思绪万千，直达宇宙的核心，人心的底层，别人读来，那些概念不知所云，那些推论说它通说它不通都无所谓，总之，只是从一些语词转到另一些语词，不曾让我们对世界和人性增加丝毫洞见。作者有真实的疑惑，诚实并且用功，然而，就像个悖论似的，他们的哲学表述仍然毫无意义。从技术上说，他们缺少形式化的训练，从品格上说，他们还欠缺一种智性上的诚实。而这种智性上的诚实，我以为，我们中国人明显不如西方人。中国学子格外容易陷入概念骗局，还有一个缘故：现在的哲学概念多半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这些词在西文里和日常用语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经过一道翻译以后，含义就变得飘忽不定。

　　我自己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那样不着六四，这大概和我酷爱中国语文有关。而且，有嘉明这样高智商的常识主义者在侧，你无法完全云山雾罩，你会努力寻求最低限度的清晰，你必须在常识的平面上也具备相当的力量。但即使如此，大概有六、七年时间，我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糊里糊涂地哲学化，从黑格尔、康德的中译本上学来的那些语词、句式，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承载青春的心灵赋予它的任何意义，如此这般变换一下排列组合，就像变戏法一样，立刻可以意味最深刻的理解。后来八十年代初，青年知识界开始了解海德格，朱正琳曾经这样说：只要一听到‘在’、听到‘在的澄明’，眼睛就眯起来，摇头晃脑，仿佛参透了人生三昧。

　　这种自以为得道的感觉，在73年读黑格尔《法哲学》开始得到纠正。比较起《逻辑学》，这本书有比较坚实的现实感。再后，开始大量阅读詹姆士和杜威的时候，原来那些比较空洞的哲学概念才逐步和日常意义融会起来。

　　话说回69年深冬，我和嘉明回到北京。各地的插队青年很多在这个季节回京，多数家长散在全国各地的干校，北京成了青年人放浪形骸的乐园和战场。豪饮狂歌，打架偷抢，男欢女爱，诗词唱和，贝多芬、黑格尔、爱因斯坦，为的是解闷、显白，涌动的是爱和渴求。每天有旧雨新交来访，半夜归家，屋里烟雾缭绕，烟雾里十几个二十几个男女，互相之间有熟识的，有不相识的，一圈打桥牌的，一圈下围棋的，一角里喝啤酒听天鹅湖，忽然爆发出一场关于中国前途的激烈论战。见主人回来，有抬手打个招呼的，有眼皮都不抬一下的。

　　我是这种混乱生活中的一员。不过，在我，无论用什么编织生活，最粗的一维总是阅读和写作。清晨，有的客人散了，有的横七竖八睡了，我就开始写作，书名：《院士哲学批判》，靶子：阿历山大罗夫和艾思奇。那些哲学教科书里到处是空洞、逻辑上的混乱，到处违背常理、歪曲自然科学的成果，何况，都是用最让人厌恶的党八股调写成。我曾熟读鲁迅，学了点讽刺挖苦的本事，这下有了施展身手的对象。

　　那时写作当然不是为了发表。别说这样的内容，当时所写的任何论文、小说、诗歌、散文都不是供发表用的，然而，那时热心写作的青年，其数量和热心不亚于随便谁随便写什么都要发表出来的今天。那时，写作似乎不是由目的引导的，而是由热情推动的，作品不构成文学史或任何史的一部分，作品是写作的一部分，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才真是“私人写作”呢。不过也不都是纯粹为自己写作，作品经常在小圈子里传阅。由于政治上的危险，圈子一般不太大，因此妨碍了作品的广泛交流和广泛批评，大多数写作停留在井蛙的水准上，但也有例外，例如后来白洋淀那批诗人。

　　书未成，因事被关了起来。白天都是体力劳动，干得最多的是挖防空洞，那时候正是备战备荒的高潮。刚进去的时候，“师傅”们很严厉，也挨过他们的木棒，相处久了，发现他们中间颇有几个善人，包括曾用木棒狠狠打过我背部臀部的那一个。他在分工时总把我单独派到一个洞里去，点一根烟塞给我，叫我不要玩命干，年轻人腰骨嫩。

　　在转不开身的洞里，用镐头猛刨一阵，用小铲装了筐，把土石拉到竖坑底，看看堆得多了，就爬回洞深处，继续前一夜躺在板铺上的思考。那是深冬，洞深处比洞口暖和得多。

　　经过日日夜夜的思考，我达到了绝对必然性的结论。不必复述当时考虑到的方方面面，其大概如下：每个事件都由无数细小的原因合作促成，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又由无数其它原因促成，如此递推以致无穷，那么，所有事情都已经由诸多前件决定好了。整个宇宙是一个由必然性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我们的愿望和决定也都编织在这个网罗之中，我们以为自己在愿望，在做出决定，但愿望这个而不是那个，决定这样作而不那样作，这一切早已先于我们被决定好了。这是一个“绝对必然性的世界”，单纯而冰冷。这幅图画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之所以看不见这样简单的真理，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缺乏勇气，人们不敢直面铁一样的必然世界，总想通过辩证法这类魔术为偶然和自由意志留出空间，使这个生硬的世界看上去软化一点。

　　在防空洞里的冥思苦想并没有对哲学作出任何贡献。“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样的俗语说的不就是这个吗？我以为自己不只是重复这种通俗的见识，而是在本体论上提供了一幅整体宇宙的画面。即使如此，这一伟大真理也早就由拉普拉斯和无数前人宣告过了。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我不再缠缠绵绵地希望获释，回到外面那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我关进来，是先在事件的一个必然结果，何时获释，自在冥冥中注定，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承受这铁一样必然世界的铁一样坚硬的性情。

　　重获自由，是一个阴冷冷的上午，走在街上，同伴陈真极为兴奋，而我却几乎冷漠地对待这一切，陈真为此很感奇怪。我当时真的心中冷漠，还是只不过相信自己应该冷漠处之，现在我已经说不清了，也许当时已无法分辨。不过，那个坚冷的年代，的确要求心里有某种坚冷的东西和它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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