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感悟

曹丕感悟篇一：杨修之死感想

杨修之死感想：

杨修的死因，应该是由于他太能够摸透曹操的心思，曹操既嫉妒他的才能，又考虑到留他在身边终不免造成祸患，总想找一个堂堂正正的罪名把他杀掉。加上杨修为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置军纪于不顾，一闻“鸡肋”就自动收拾行装，并煽动其他人也作归计，因此，他的被杀是咎由自取。明代李贽点评《三国演义》时对这件事曾写道：“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即有此意。

小说《三国演义》中，杨修在汉中被曹操所杀，究其原因全在于杨修自己。

书中明确写道“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说明他的死是由于“恃才放旷。”这直接说明了“杨修之死”事件罪归杨修。

杨修猜出了曹操的谜语，这样看来曹操会因此而喜欢杨修。不过从整篇小说来看，曹操出谜语并不是要让别人答出来，而是展示自己多么有学问，结果杨修一语道破，还四处张扬，似乎是在大喊：“曹操这点儿水平，考不住我！”曹操自然会“恶之”，不过他以国事为重，就容忍了他的放旷。

在“梦中杀人”的故事中，曹操忍痛杀近侍、装作梦中杀人、假装痛哭，又费力厚葬近侍，只为达到一个目的：防止被人暗算。但曹操没有想到的是，杨修故意戳穿了他，使这样一场戏白演了，曹操只能再去另想办法，以防被别人刺杀，自然会愈恶之。杨修故意让曹操达不到目的，但曹操不为此与他计较，只是忍了。

杨修向曹操报告：曹丕与人密谋。这实际上是一个外人向一个父亲告其儿子的状。这不免使我们想到了西汉的江充为谋害太子而制造“巫蛊事件”,让皇帝除掉太子，得到其中利益。两者行为相似，那意图难道会不同吗？况而曹操后来又确认了曹丕没有与人密谋，那么杨修在曹操眼里就是要暗中谮害自己的儿子的人了。曹操却不因此而除掉杨修，又是忍了。

杨修作为行军主簿，不仅没为曹操出过一计一策，还惹了这么多祸！杨修对曹操，甚至魏国，有害无益，留着他，还不知他会闯出多少祸呢。

唉，又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

在《杨修之死》一文中，杨修聪明灵敏，知晓君王，但是为何最后却被曹操所杀呢？在《杨修之死》中穿插了几个关于杨修和曹操之间的故事，由这些事情可以知道杨修这个人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善于琢磨君主的心思，然而他的上司是曹操。如果有才外露只是限于在同级或下级面前，也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杨修这个人偏偏喜欢与曹操较劲，不仅仅是把曹操的心思看的一清二楚，还喜欢在其他人面前说一说。而曹操并不心胸宽阔，而是生性多疑，心胸狭隘，爱面子，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误，虽是表面赞扬杨修这个人，但暗地里已将其恨之入骨。 另一方面，杨修说话不看形势，这便是他最终被曹操所杀的根本原因。古代帝王都是天子，天子自然会保持一种神秘感，然而曹操这个魏王做的一点“隐私”都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被一个臣子看的透透，。而杨修喜欢猜曹操的心思，而且每次都能猜中，这便是犯 1

了大忌的。曹操遇到这样的人会怎么想？“我一个君王，被你杨修看得赤裸裸的，那还怎么统御百官，统治亿兆黎民，况且要是哪一天他也想在这王位上坐坐，对我又是这么了解，我还不成了第二个汉献帝吗？留着他干什么，养虎为患吗？干脆杀了他，以除后患！”正应为如此，杨修最后因著名的“鸡肋”事件被曹操以惑乱军心之罪杀死。

杨修，三国时魏军行军主薄，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其文才可与“建安七子”相媲美。在曹营这个英才济济的企业之中，作为文治方面的灵魂人物，他却一直不被曹操赏识。众所周知，曹操对于人才一直是思贤若渴，甚至连曾经帮袁绍写了一篇从曹操一直骂到曹操祖父（且骂的十分之恶毒）的才子陈琳投降曹操后,曹操都既往不咎了，怎么一直忠心耿耿的杨修被曹操如此忌讳。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杨修违反了职场之大忌，职场如官场。虚荣心每个人都有，况且曹操是曹氏集团的CEO,杨修多次逆龙鳞,处处表现出比曹操聪明,事事都能揣摩出曹操的想法,其实这已为他之后被杀埋下了祸根.其二,曹操一心想扶曹丕做皇帝(虽然曹植年幼时,也曾想过立曹植为太子),现在杨修逆水行舟,总是为曹植出谋划策,使曹操认为杨修有意与曹植一起篡夺皇位,大为恼火,此时杨修的性命就捏在曹操的手上,只差一个合适的理由罢了.

<<诗经>>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时的杨修仍然没有收敛，继续恃才放旷，最终只好自食苦果。后人有诗云：“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惊四座开谈，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杨修死就死在他的才上，领导宁用庸才，也不会用刺头的人才。杨修对曹操的统治已经构成威胁，杀掉杨修是曹操集团乃至历史发展的必然，人们怜其才认为他死的冤枉，而杨修之死是他咎由自取，作为曹操集团文治方面的灵魂人物不知道领导的意图，不知道如何采用合适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才能怎么行呢？曹操尽管雄才大略、胸襟宽广，但多疑、嫉妒心强也是曹操多年的老毛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曹操这个同志虽然有些缺点，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杨修同志即使有才，也不能一胖遮百丑，我们要辨证的看问题，一切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CEO纵然有千百般的不是,但他毕竟是企业的龙头,一个优秀的员工应该在和领导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且适当的注意一下显示的技巧算聪明,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总而言之,杨修之死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必然产物,是曹操和杨修共同的责任.

杨修，智者也。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致英年早逝，实属一大憾事。

初读《杨修之死》，觉得他实在是聪明之极，能一眼看破城府很深的曹操的心事，实属不易！曹操也是个人才，于是引发了这一场人才之间的争斗，可惜曹操身为君主，大权在握，这场斗争一开始，杨修已尽占劣势，纵使他料事如神又如何？神机妙算又如何？到头来仍不免死在曹操的刀下。

再读此文，发现杨修也有可恨之处。他有智慧，却缺乏大智慧——不知“虚怀若谷”四个字咋写。不谨慎，蔑视一切，此乃杨修悲剧的必要性。他若不自作聪明将“一盒酥”理解成“一人一口酥”；他若不轻视吴质，毫无防备便去告密；他若顾忌到自己的身份，不在曹氏家族争权夺位中插上一脚，这一切的一切就不会发生，历史也会因此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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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品味，杨修的自高自大固然可恶，但他的机智也是诚然可贵的。历史上，杨修算得上聪明人，只可惜“出师为捷身先死”，还未家喻户晓，就已归于尘土了。或许，他死前仍认为天下才人只他一人吧！看来谦虚谨慎实在必要，只是悲剧已酿成，我们能做的，只有惋惜罢了。

一个表面自谦实则自大显摆自己的人

杨修，好一个奇才！

杨修该不该死，不去辩论。他的才能，绝对在常人之上--能轻易掀开曹操心思的外纱，可谓奇才。可是，他的智慧甚至不比常人--恃才放旷的杨修，带着些傲气，不知道尊重别人，他得罪曹操不知几次，让曹操恨再爱上；应该说，他不识时务。

从人情看，对他我是不爱也不恶，可我似乎应该感激他。

杨修不识时务，最后决定了他的被斩。在这个人的社会中，其实有很多累人的地方。杨秀让自己不被一些事所累，他没有刻意压制自己本领的表现，而是随自己的心思。但他的这一点让他不适合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他应该生活在一个纯真的社会中。虽然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才能便展现不出来，但他可以完全地活出杨修的所有。

完全地活出真正的自己，无拘无束，我也希望，可是--

这个我正面对的社会，体现给我并让我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让我不得不累了自己，有时失去了真实--除非脱离社会。不过，社会是这个社会的，我是我自己的，我的梦想是我自己的。虽然完全实现自己的梦想很艰难，但不失去精神上的自己。有时需要伪装，必须伪装，那不要紧，因为那只是外套，因为那样做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真正的梦想。当有一个梦想成真，便将外套换得更薄。

有两种人最不被外事所累，一种是大智的人，他们看透了一切，看开了一切，变得无拘无束；另一类是大于的人，他们不琢磨一切，不在意一切，变得无拘无束。这两种人获得真实，充实，无论成为那种，都很不错。如果被注定活在他们中间的部分，就蔑视一切的黑暗，先往所有的光明。

杨修属于夹心的部分，他分不清黑暗和光明，似乎只希望那个和了自己的胃口，不看干净。

本人个人认为杨修之死主要在于自己个性缺陷，恃才而傲。曹操虽爱才，但也得能为他所用，如果一个有才华而备受推崇的人却几次三翻逆已之意，对于居上位的人来说是很难容忍的，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李世民的胸襟，故而修之死于非命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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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大忌(莫丢冤枉分)

一忌潦草涂改：书写要端正，千万别连文题都改，只改明显的错别字，将错就错，能够不改的就不改。

二忌过短过长：字数一定要足，字数不足，写得再好也很难及格；字数不能太多，不要超出试卷中的作文纸，万般无奈之下，也只能在2行以内。三忌开头议论：还不如开门见山、直接点题开头的好，能来点环境描写，就先来点描写。

四忌分段太少：4-6段为好，千万别少于3段。

五忌文不对题：不说也指导会有什么后果。

六忌选材太俗：别总是玩呀、救落水儿童呀、猫啊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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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感悟篇二：曹丕《柳赋》研究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试卷（作业）封面

（ 2014 至2015学年度第 二 学期）

题 目 曹丕《柳赋》研究

科 目 魏晋南北朝赋研究

姓 名 王 波（201421010098）

专 业 先秦两汉方向

入学年月

曹丕《柳赋》研究

摘要：曹丕的《柳赋》，作为他为数不多的几篇咏物赋之一,一般认为这是他和邺下文人王粲等人的唱和之作,并无什么寄托和新意。但是结合其创作背景、作品中所寄托的情感、艺术风格及其《柳赋》中折射出来的创新点来考察，从中还是能够看出曹丕的思想和才力的。

关键词：曹丕 ；《柳赋》；背景；思想；艺术风格；革新

一、《柳赋》创作背景

据《艺文类聚》记载，《柳赋序》：“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太平御览》)时余从行(《古文苑》),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李善《文选》注),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曰。”

建安五年二月,曹操进军黎阳击袁绍。十月,大败绍于官渡。年仅14岁的曹丕从征,植柳。建安二十年,曹丕路经此地,当年亲手所植柳已成材。睹物伤怀,作斯赋。

据王建国考证，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加九锡,随后又封魏王,以丞相领冀州牧。此时,立谁为太子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曹操有二十五子,长子曹昂死后,按照嫡长子继嗣的传统制度,曹丕在立太子的过程中最有优越的条件。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曹操一开始对才华横溢的曹植颇为青睐,再加上杨修、丁仪、贾逵、王陵等都曾向曹操进言,劝立植为太子,曹操颇有意立植,甚至认为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者”1。邯郸淳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名士,“时五官中郎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侯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2可见当时曹操对曹植的偏向和看重。这种情况无疑对立曹丕为太子形成很大的威胁。建安十九年(公元212年)秋七月,曹操东征孙权,把守邺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曹植,并谆谆告诫他:“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可不免与!”3言语之中寄予殷切的期望,同时也引起了曹丕的失意和惆怅。就在这年曹操出征时,“世子及临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乐焉。世子怅然自失。”4曹丕虽不如曹植的文学才华,但他也经常与邺下文人“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以他的才华绝不会在送行时作不出颂扬出征的诗赋来。曹植之所以神采飞扬,发言有章,而曹丕却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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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58.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3.张可礼先生系此事于建安十九年,甚有·道理,可参张可礼.三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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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57.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9.曹植集中颂出征者仅建安二十九年一篇,故将此事系于本年,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95.

然若失,主要还是因为二人当时的心情不同。建安十九年十二月,曹操视察孟津,此次出行的目的大概是巡视孟津的防务,为第二年西征张鲁作准备,因为孟津是西出关中的一个重要关口,也是拱卫洛阳的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曹操对下一年后方的安排仍然是曹植守邺城,而让曹丕去守孟津,这种安排显然是有轻重之分的,更引起曹丕的忧虑和不安,让他感到争立太子的巨大威胁。曹丕守孟津,有《魏略》可证:“其后大将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 ?元瑜长逝,化为异物。”5而关于曹植此年的行迹,由于《曹植传》及其他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争议颇大,历来有两说,一是认为曹植随曹操出征,一是认为曹植在邺城。如元代刘履在分析曹植诗《赠丁仪王粲》时认为:“建安二十年,太祖西征张鲁,而子建从之,因历览西都城阙之壮丽,喜见太祖用兵之神速,惜乎二子具在末位,不能乐于其职,而颂太祖之德声,故赠是诗以勉规焉。”(《选诗补注》)而近人黄节不赞成此说,他说:“考《文选》魏文帝《与钟大理书》李善注引《魏略》曰:`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欲得之,而难公索,使临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太子与繇书。'云云。故书中曰:`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渝卑旨。'据此,则太祖征张鲁时,子桓、子建皆未从征入西京,可证也。”6黄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假如此年曹植从征张鲁的话,曹丕决不会写信给远在汉中地区的曹植,再让曹植从汉中地区派人回到邺劝钟繇给曹丕送玉。再从情理上来推测,因为这个时候曹丕兄弟已经长大,如果说曹植这年从军,曹操决不会让曹丕守孟津,而把守邺城的重任交给别人,因此曹植此年守邺城是合理的。钟优民先生反对黄说,他说:“黄节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把`太祖征汉中'与`太祖征张鲁'两事混为谈,由此而推出的结论当然不能成立。”“曹植从征张鲁的经历, 大体可以认定,毋庸置疑。”7按,曹操到汉中地区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建安二十年平定汉中的张鲁政权,第二次是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征刘备,因被曹操平定的汉中复被刘备所侵夺,曹操亲自出兵,不果而还。依钟先生的观点,曹丕守孟津一事不应在建安二十年征张鲁时,而是在二十四年征刘备时。但这与曹丕建安二十四年的行迹不合,据《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载:“(二十四年)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此处注引《世语》曰:“时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谋袭邺。未及期,惧,告至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此处可证曹操第二次征汉中时曹丕不在孟津,而是在邺,因此把《魏略》“曹丕守孟津”一事放在建安二十四年显然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时,曹植守邺城,而曹丕守孟津。曹丕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创作《柳赋》的。

二、《柳赋》体现出的思想情感

1、抑郁不得志的苦闷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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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7-608. 黄节.曹子建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6. 钟优民.曹植新探[M].合肥:黄山书社,1984.33—34.

结合上述曹丕的生平经历和《柳赋》的创作背景能够看出，《柳赋》应作于建安二十年三月初,是曹丕这年在去守孟津的途中走到官渡时所作,当时曹丕与曹植争太子位正处于劣势,不难看出，此时创作的《柳赋》正是反应了他抑郁不得志的心情。

“柳”在中国文化心理中是一个离别、伤感的象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成为离别的代名词,如《诗经·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句。《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连桓温这样的一代枭雄,见柳树都为之伤心悲慨,而此时正处于打击中的曹丕,见到柳树更易激发其心中的伤感情绪。日月逝迈,睹物思旧,“左右仆御已多亡”,身边早已不是十五年前的人了,尤其是好友阮的去世使他最为伤怀,他这年在孟津写与吴质的信中就说:“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实际上表达了曹丕那种压抑的心境下对人生易逝的一种强烈的感受,在这种心境下,“感物伤怀,乃作斯赋”,自在情理之中了。但是曹丕的《柳赋》的内容重点并不是怀人,它主要抓住柳树独具的典型特征对柳树的品格进行赞美,尤其是最后几句“秉至德而不伐兮,岂简卑而择贱。含精灵而奇生兮,保休体之丰衍。惟尺断而能植兮,信永贞而可羡。”表面是在颂扬柳树,实际上是抒发自己忍辱含垢、秉德不扬、抑郁不得志的心情。

2、生命的感伤

族弟之死让曹丕倍感悲伤，而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部下一一去逝，这则让曹丕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孤寂感在《柳赋》序中，曹丕写道:“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曹操进军黎阳击袁绍，十月，在官渡打败袁绍，当时曹丕年仅14 岁，随军征讨，在征途中种下了一棵柳树(建安二十年( 公元215年) ，时隔 15年之后，曹丕再次经过此地，当时柳树已经成抱，当年的那个翩翩少年郎也即将迈入而立之年了，此时，当他环顾四周的时候，却再也看不见当初跟随左右的那些人，身边部属的消亡让曹丕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幸存者，而这棵生命力旺盛的柳树却是曹丕走向孤独的见证。

在曹丕的生命意识里，生命是捉摸不定难以把握的，它脆弱并且容易消逝，在时间的面前人自己还显得无能为力，于是，活着的人都是战战兢兢的活着，痛苦而寂寞的活着。

三、艺术风格

曹丕《柳赋》文辞清丽质朴。钟嵘《诗品》将曹丕诗歌语言特征概括为“率皆鄙质朴如偶语”，这是钟嵘受到当时文风的熏染，偏好华丽的文辞，对曹丕清新自然的文风反而持有批判的态度。徐功持《魏晋文学史》言：钟嵘所谓“率皆鄙质朴如偶语”是指曹丕某些诗歌效仿汉魏乐府民歌有的语气。葛晓音在《八代诗史》中说：“钟嵘所批判曹丕诗歌口语化的特点，为曹丕诗歌情调添了几分自然的风致。曹丕更多地接受了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所以在迦南诗人慷慨任气的高唱中，独以清俊婉约的风格自立一宗。”正如葛晓音所说，曹丕诗歌清新自然，

秀丽隽永，这个特点同样适用于评价曹丕的《柳赋》。描写柳树枝叶青葱繁茂，枝干婀娜交错：“应隆时而繁育兮，扬翠叶之青纯。修干偃蹇以虹指兮，柔条阿那而蛇伸。上扶疏而施散兮，下交错而龙鳞。”言辞平淡，细细品味，却也不乏清新秀丽之风，能描写出柳树的姿态。这篇赋是感物伤怀之作，抒发盛衰无常、怀念故友之情。曹丕深情地抒发内心的情思：“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俯惆怅以伤情。”流露出的感情可谓感人。作者抒情的言辞较为口语化，但并不粗鄙，而是质朴清新，自有一种文士的雅致之气。

创作《柳赋》的不独有曹丕，当时文人集团活动兴盛，同题共作赋在当时很为普遍，建安七子中的王璨、陈琳也创作有《柳赋》，对比曹丕《柳赋》，他们二人在描写柳树时极尽华贵高雅的语言,用工笔画的手法精雕细刻出了杨柳图不惜从从枝、叶、茎、色、态上淋漓尽致,从上至下仔细描摹,衬托之下，可发现曹丕赋的清新自然。

真挚感人是曹丕《柳赋》中体现出的又一特点。正如他在《典论论文》中所说：“该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将文学视为游戏，也不以文字作为进升求荣的工具，他用文字表达心声，抒发感情，尤其是抒发一己之感悟，而非表现社会政治、国家命运、理想抱(转 载于:wWw.zhAoQT.neT 蒲公 英文摘:曹丕感悟)负等宏大的命题，正因为如此，曹丕的赋往往自有的抒发独特的感受。《柳赋》的创作恰如其分的体现了曹丕为文的这一特点。曹丕在《柳赋并序》中说，见到自己十五年前亲手种植的柳树，“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可正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想到自己仆御多亡，感物伤怀，遂作《柳赋》。

四、曹丕《柳赋》的革新之处

赋序的写作，虽不是曹丕首创，但是曹丕对其重视程度，也可看做是他独特的文学观念的一种折射。其二十八篇赋作，十五篇有序言。汉魏以来的抒情咏物小赋，很多是没有序言的，至曹丕开始重视小赋序言的写作。《柳赋》序言的写作，对于后人了解此赋创作的时地背景及缘由提供了很好的便利之处，了解了序言，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赋的思想内涵。

《柳赋》是曹丕写景咏物赋中的名篇，喻示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的人生慨叹。此赋首开“睹木兴叹”之说，自古以来以借景抒情、体物言志，着眼小而立意远著名文坛。

赋的特点本来就在于“体物写志”《(文心雕龙·全赋》),传统汉赋之所谓“物”包容极广,统摄宇宙间的一切、作者本人以外的一切——“物”的本意正是如此。而曹丕及其后来许多作者所咏之物,却只是一件事物。一与一切,虽同为物,而相去远矣。

汉代赋家最喜欢写败猎、京都、郊祀这一类大题目,高贵庞大的宫殿和高雅复杂的音乐也在赋家的视野之内。“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气他们追求

①的是所谓“巨丽”之美,下笔不能自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汉书·艺文志》),

一篇之中往往涉及大量的物、事、人,,头绪纷繁,气魄阔大。这种情形与汉大赋的

曹丕感悟篇三：读《世说新语》有感

读《世说新语》有感

《世说新语》是魏晋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时期士族阶级的逸闻轶事。《世说新语》的编撰者是临川王刘义庆，南朝彭城人（江苏铜山县人），就是徐州人氏。在没有读《世说新语》之前，想起魏晋南北朝人物，我会说“是真名士，自风流也”，确实如此，我们提起《世说新语》想到的都是魏晋风流，但读过之后，我觉得《世说新语》不仅且不只有“名士风流”，还有一些别的值得被世人用心品读的精华。

在这部书中，正式产生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并较全面的描写了士大夫名人的生活面貌。士，在春秋战国时代，代表着“士为知己者死”。在那时，士，还是依附着诸侯贵族，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士开始有了了自我意识，不再单纯依附于皇权，士大夫们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他们崇尚的那个世界是否真正有意义留待后说，但起码士大夫们有了自己的骨气，史称魏晋风骨。例如选自《雅量》的《嵇中散临刑东市》中嵇康奏《广陵散》，曲终，说：“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嘞固未予，《广陵散》于今绝已。”不仅写出了嵇康临行前的决然不屈的神态举止，还表现他镇定自若的风范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人，求生的本能是天生的，但嵇康面对死亡时，没有失意憔悴，没有颓唐丧气，更没有祈求统治者的宽恕，甚至将以最后一曲《广陵散》来祭奠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至此，《广陵散》失传。这样的例子还有《夏侯玄既被桎梏》中夏侯玄被捕后从刑讯到临行始终面不改色，《王敦既下》的温峤不讲违心之言，用于揭穿王敦欲废明帝谋篡的野

心。正如鲁迅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拥有魏晋风骨的人，应该算得上中国的脊梁吧。

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这样出现那么多风姿各异但有独一无二的奇葩。阮籍对讨厌的人作白眼看，对赞赏的人青眼有加，穷途末路时痛哭而返，醉卧当卢娘子旁，听到不喜欢的言论时顾左右而言他。嵇康与阮咸自在打铁，旁若无人，无视钟会及所率领的名流。王子猷雪夜访戴，到戴门口又去而复返，趁兴而来，尽兴而去。刘伶“一次喝一斗，五斗除酒病”,终日与酒为伍。《世说新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名士风流的事迹和言辞，由书中可知名士风流大概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生活上不拘礼法，喜欢喝酒纵歌，行事洒脱潇洒，爱好谈玄说理，向往自然山水，主张清静无为，在追求精神自由时还要追求身体自由，所以服食丹药。在这里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处于中国第二个大战乱时代，朝代更替很快，无数文人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和大时代的炉灰，文人自身受到统治者的束缚，文人本身政治不得意又没有其他可以排泄的方法，只有与志趣相投的人谈些无关政治的玄理，抒发对人生的思考来转移现实中的不得意。其中有些人物特性甚至世所罕见，超出当时时代背景，比我们现代人似乎更自由，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就算今天我们谈起也会自愧不如，从小受到现代化教育的我们有时都不能理解魏晋时期某些人物的行为，也许魏晋时期的风流人物比欧洲文艺复新更早萌发了人的“自我意识”，即我为我活，

寻求真实的自己，这种“自我意识”驱使他们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并不能为当所了解。魏晋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某些文人的“自我意识”，尽管这种自我意识不久就随皇权的加强而消失了，但是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是中华名族历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比起魏晋风骨和名士风流，惊异的是魏晋南北朝整个社会的腐化堕落，穷奢极欲。在《世说新语》有大量的关于统治阶级奢华生活的记载描写。如《石崇与王恺争富》中描写上层社会竞豪斗富的侈靡风气，又如《武帝尝降王武子家》中王武子以人乳喂养吃的乳猪，极其形象的表现了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自五胡乱中华以来，北方长期被少数名族占据，南朝朝代更迭迅速，朝臣历几代倒是常有，统治者几乎都要面对统治基础不牢靠的问题，但南朝宋齐梁陈偏安一隅，不思北定中原，反而被南方富庶的生活所吸引。南朝统治者不励精图治以希克复神州，反而穷奢极欲，加大搜刮民脂民膏来满足自己的越来越高的生活要求，掀起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穷奢极欲的风气，贵族之间互相攀比，甚至皇家与门阀大族互相攀比。这种奢华之气一直弥漫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还描写了许多上层统治集团的阴险毒辣。如《尤悔》中魏文帝曹丕设计毒死弟弟曹彰并欲加害曹植等典型事例的记叙，将其阴险毒辣的面目暴露无遗。手足骨肉尚且视如蝼蚁，更不说权臣背叛君主的事件屡见不鲜。虽然整个社会充满奢靡之气，但也不乏有崇尚简朴生活工作作风为官清廉的人存在。例如《王恭从会稽还》中写王恭“既无余席，便坐荐之”，从王恭没有多余草席这一细节上写出王恭不聚财富，不奢侈耗费的生活态度。还有《陶

公性俭厉》中写陶侃做事仔细认真，他爱惜物资，连猪头木屑都收集起来派上用场，表现了克勤克俭的作风。这些事迹充分说明了有少数文人对奢靡的风气持反对意见，并以自身的实例来说明，以此表现少量的关注现实的，希求革除旧俗的人依然在为这个必将消亡的时代付出。尽管当时不乏像陶侃和王恭这样的在乱世中不断发出清越之音，但整个社会的潮流不可逆转，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整个魏晋南北朝由于大量的互相攻伐导致战乱频生，上层统治者的荒淫无道骄奢淫逸快速导致王朝的灭亡。

略读《世说新语》时，是带着趣味的拾取魏晋人物的风流轶事，以作谈资。再读《世说新语》时，看到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真切的感受到他们的所思所想，既愤懑不平，也幽思长想，有时甚至也可作旷达洒脱之态。又读《世说新语》时满腔情思化作一股清流，想起时一片水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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