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嗣焜：由职业校长而践行现代大学制度

　　1897年4月8日，地处上海徐家汇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开办师范院，此举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之滥觞。师范院亦为该校首个教学机构，后人遂尊该日为校庆日。因此创举，南洋公学首任总理（校长）何嗣焜得以彪炳中国教育史册。
　　何嗣焜（1843～1901），字梅生，江苏武进人，世代耕读。以一介生员入伍（淮军）而辅佐两广总督张树声，官至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诰授通议大夫，仕途坦荡却并非得意，便遁隐乡野。1896年，清廷决意创办南洋公学，天降大任于斯人，何嗣焜认定办学乃安身立命之举，毅然肩负南洋公学首任总理之职，为该校百年伟业奠基，为中国教育体制拓荒。
　　师范为基 层格育师
　　甲午战争惨败。1896年10月31日，太常寺少卿盛宣怀向光绪递呈奏折，阐明创办南洋公学之意，并提议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何嗣焜出任公学总理，总办公学事务并节制下设的监院和华课总教习。
　　盛宣怀之所以慧眼识中何嗣焜是因为如下缘由：首先，两人同为江苏武进人；其次，1896年，盛宣怀会同北洋大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调“学通中西、虑周远识之士”何嗣焜派充铁路参赞，纳入麾下以备待用；再次，何嗣焜热衷于教育，主张“开通知识，教育尤亟”；最后，盛宣怀称其“学术湛深，不求闻达，志气尤坚卓，不致始勤终堕”，“总理之人非该员不足当此选”。
　　被朝廷定性为“国家陶冶人材之重地”的南洋公学，其初创的最大瓶颈并非招生而是师资。1897年3月，该校举行师范生入学考试，许以“不取修缮”“资送出洋”“择优奖赏”“优予出身”等优厚条件。在盛宣怀与何嗣焜亲自监考下，分4批历时50余天共录取40人，年龄介于20～35岁间，多为廪、贡生等各类生员。4月8日正式开学。校门两侧分别悬挂校牌一块，左为“南洋公学”，右为“师范学堂”。
　　以“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培养目标，何嗣焜设计了严格的选拔制度。师范新生皆持“白据”即“南洋公学师范学堂试业证”，两个月后再确定去留和分层。分层采用“五层格”，每合一层格者可换据，依次换为蓝、绿、黄、紫、红据。执红据者准予担任教习。每季考核一次，优者递进，劣者淘汰。何嗣焜每月按层格发给师范生津贴，一层格每月津贴膏火银6两，进一层格加银l两，10两封顶。对成绩欠佳与违犯校规者，则扣除膏火银。一旦兼职教员，师范生可额外领取40两，而总教习月薪也不过100两。
　　师范院学子日日吟唱院歌“警醒歌”，以“惧而思奋，愧而思奋，勤学勤诲，急所当务”。该歌共四章，皆以“警警警”始“醒醒醒”终，由该校首任华课总教习张焕纶作词，师范生张惕铭、姚立人、沈庆鸿谱曲。师范院从1896年开办到1903年停办，前后共历7年，育人71位，如民国元老吴稚晖与钮永建。
　　各就其位 按章行事
　　开学前夕，由何嗣焜招聘的教习、学长、司事、门丁、斋夫、厨工、更夫等员工，各就其位，整装待发。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办学亦然。一旦有章可循，学校成员即可按部就班，学校运作亦可有条不紊。开学当年10月，何嗣焜拟定《南洋公学章程》，分为15章，即“总约”“主学法及总司学法人”“教习之职”“办事人之职”“书楼管理人之职”“相见仪节”“学生规约”“课堂”“膳厅”“卧室”“整洁”“休息”“游息”“程功之法”“督过之法”，对学校所有事务一一予以规制，事无巨细，无一挂漏。“凡章程所无，未经总理注入者，不准据事理擅行。凡章程所有，未经总理注废者，不准据事理擅废。”该章程由何嗣焜亲笔书写，张贴于大众易见之处。定稿的文本共8章，即“设学宗旨”“分立四院”“学规学课”“考试”“试业给据”“藏书译书”“出洋游学”“教员人役名额”。章程强调，“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对于“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业”。翌年7月6日，光绪在《南洋公学章程》上朱批“览”字。
　　章程若可视作软件，校舍便为硬件。开办之初，何嗣焜在广元西路华山路一带租赁通合公司丝厂厂房充当临时校舍。1898年6月，何嗣焜选定徐家汇营建校舍。次年，校园便初具规模。
　　治理学校，何嗣焜以严厉著称。譬如，1899年10月1日，他向全校发出亲笔布告，“师范班及各生有议行非学规章程所载之事务，须由师范班领班先行回明监院，听候酌商转请总理核准，再行举办为要”。再譬如，1899年4月19日，他发布学生奖励办法，以“中课、算学、英文三项积分而定，一项不及格者皆不奖”。这些皆为办学过程中凝聚而成的思考与策略，何嗣焜每年年终把新增与改易的规章制度汇辑成册，并增订公学章程。
　　增中小院 编校本书
　　设置师范院旨在解决南洋公学的师资问题，而公学又为师范生提供绝佳的教学实践基地。师范院一旦启动，公学其他教学机构的设置便纷纷跟进，首先便是何嗣焜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创设的外院即高等小学堂，于1897年10月5日招生，11月9日开学。首批招收8～18岁学子120人，分大中小三个班，每班又分正次。大班毕业生可升入1898年4月22日开学的中院即中学堂。5年制（包括2年高等预科）的中院为学生提供“充分预备而升入大学”。
　　外院还为师范生提供编写教材的可能，有些校本教材竟可辐射到国内其他新式小学堂，如《蒙学课本》《物算》《笔算》《本国地理教科书》。当然，新设的译书院介译大批西学经典，既用作教材又开启民智。1899年3月，盛宣怀与何嗣焜聘请进士出身的张元济主持译书院。
　　因外院体系相对完整而独立，在公学章程基础上，何嗣焜于1898年2月1日拟订《南洋公学高等小学章程》。外院甚而拥有院歌《四勉歌》，由“和厚”“肃静”“勤奋”“整洁”四章组成，实为公学校训。
　　外院1899年6月第三次招生，入学考试成绩排名第五和第六的分别为范静生和蔡艮寅。前者就是曾两度出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濂，而蔡艮寅即蔡锷，入学半年便应梁启超之邀赴日留学。当然，公学通常选派高年级学生留洋。譬如，何嗣焜1898年从师范院和中院遴选6名“年少质颖志趣远大，中学已有根柢，英文亦颇精进”的学生留学东瀛。这是该校首次实施留学计划，何嗣焜特呈文两江总督，希望驻日使节予以关照。
　　南洋公学的师范、上、中、外四院分级办学模式堪称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之创举，垂范久远。《清史稿》记载：“中国教育由系统之组织，此其见端焉。”原创者虽为盛宣怀与何嗣焜，执行则由何嗣焜独自担纲。执掌四年可谓筚路蓝缕，办学之效不可立竿见影，何嗣焜却使南洋公学异军突起。他辞世次年，1902年2月13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折中称：“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理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何嗣焜办学，事必躬亲，焚膏继晷，宵衣旰食，入不敷出，积劳成疾。1901年3月1日，何嗣焜闭门“撰拟奏草”，突发中风，“搁笔侧首”而逝，时年58岁。盛宣怀赞何嗣焜“宏深邃密，体用兼赅，淹贯古今各国源流，有匡世之略，而不郁于晚近”，因而，“公学之规模考查，钩稽权衡，靡不中于事理”。他与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朝廷，称“公学之营造法式、教育章程，尤为该员心力之所专”，何嗣焜“积劳病故”，故“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以彰其勋。1917年，学校师生制作何嗣焜铜像一座立于校园，以资纪念。
　　何嗣焜著述寥寥，且大都毁于寓所1887年失火，现存世仅《存悔斋文稿》五十余篇。尤其在担任校长四年期间，何嗣焜不事著述，其“述”便是校长的既定职责，其“作”即为所奠定的南洋公学百年基业。这便是校长职业化。面对当今大学校长“双肩挑”固有模式并日趋院士化与官员化，职业校长在位期间只能是教育家，其真正造诣为领导智慧、思想与实践。而且，只有职业校长才能对大学章程“顶礼膜拜”。可见，大学章程与职业校长共同构成现代大学制度，缺一不可。何嗣焜堪称全职校长之典范，心无旁骛而鞠躬尽瘁。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留德哲学博士，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际中小学校长联盟2015全球大会组委会委员。摘自《上海教育》2013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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